《生长》，推演生命

萧十三郎
 

生命并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而是需要体验的现实

——索伦·克尔凯郭尔
 

假若,我们将人体视作灵魂的栖居所,再打开上帝视角,那么,代表灵魂的『我们』和物理层面的『我们』以及周遭环境将形成形似俄罗斯套娃式的嵌套结构。

当加加林飞翔在太空,当阿姆斯特朗的双脚踏上月球表面,那时的人类一定是毫无沮丧的,几乎相信人定胜天是不争的事实。Donna Haraway在1980年代发表的女性主义檄文《赛博宣言》(Cyborg Manifesto)中则言之凿凿地预言了未来赛博世界中的生物体与机械的混合体——人类将不断强化自我,以进击的姿态进入未来。那种情况下,假如你信誓旦旦地告诉他,有一天,人类将刀枪不入,聆听者恐怕并不会认为你讲的是一则《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一切都好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半世纪前,航天技术催生了航天梦。彼时浪漫的时装作者——如Pierre Cardin、Paco Rabanne和Rudi Gernreich们,在那时的作品,与其说,是为太空生活而设计,还不如将其视作一部属于时代的小说,超越,甚至背叛了人体基本构造的廓形——反映了人们当时的普遍心绪:从笛卡尔到庞蒂,知识分子曾陷入身体与灵魂是否呈二元对立的愁思,而铁铮铮的事实则表明了,灵魂的确有着跳脱皮囊的野望——在好的时候。那样的时代中,瑜伽和冥想远未如今天这般流行,沉溺于『爱之夏』的摇头晃脑的人们恐怕是不会喜爱谨小慎微的『可持续』生活的。

现实总会教训人类的骄纵——在某种意义上。一场疫情以及疫情导致的禁足使得众多创作者借助作品集体思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联,纵然,瘟疫只是一起偶然事件。

正在龙美术馆展出的陈彧君个展中特邀艺术短片《生长》中,徐晓伟导演邀 “谢欣舞蹈剧场” 的两位舞者迈入一座森林围裹的建筑空间,镜头的移动方式或令人联想至《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1961)的场景,但,演员舞蹈式的肢体语言,渐而与周遭空间发生化学反应,实现了文章初段所提示的嵌套结构。

图片来自徐晓伟导演艺术短片《生长》

影片中,女演员和男演员彼此间的追逐、凝望和相融——复杂化了作品的嵌套,提示了人性中的不同甚至彼此相悖的因子。人格主义(personalism)哲学向来认为,人格,作为道德实体,其内部自存在着善与恶、美与丑等不同价值的冲突,种种冲突构成了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

同时,作品指出了人类此刻正在经历的尴尬:因为疫情,人们之间彼此间的距离感被最大化了,彼此间固有的猜疑和隔阂亦被放大了,即便,我们处在传统的节日气氛中。

『我们的世界在疫情之后是变得越来越封闭,也充满了隔阂和提防。』徐晓伟就他的作品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再欢腾,也注定有孤独感,我们有多么渴望亲密——肢体的亲密,意识的亲密,精神的亲密。』

影片的末梢,画面趋于宁谧。人性中彼此相左的因子彼此握手言和而融为一体,摇曳的肢体与广袤的水面融为一体,实现了一次近乎教科书式的沙盘推演:懵懂 - 冲撞 - 与环境彼此相谐,正是人类众多个体自出生以来所历经的生命曲线;『天与地、山川河流、建筑……空间的转换如同我们的躯壳,两名舞者便如同我们内心的两个或多个关系,我们经历了构建,强大,然后挣扎,抗衡,拉扯,破碎,重建,直至自洽。』徐晓伟就作品如此表示道。

回望我们自身,何尝不是三面夏娃。性格中的她者和他者,便好似西方政治领域的鹰派与鸽派,一度战争,丢失初心。我们不妨将《生长》视作创作者望向心灵和自然的回归之旅,重归本初,是为生长。

图片来自龙美术馆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