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时期，重庆晋江厂的那些吃喝拉撒睡的糗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江津县夏坝的国营晋江机械厂（5057厂）投产不久，新老工人都热火朝天地投身于繁忙的生产工作中。但那时的生活条件却相当困苦和艰辛。因为国防战备的需要，三线工厂坚持“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所以，大量生活后勤设施和条件都不够完善。人们在工作之余，面对吃喝拉撒睡的事，总要遇到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趣”事。

说起这些吃喝拉撒睡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觉得不可理解和好笑。但从那个历史阶段走过来的人，一旦说起这些故事，都会感慨万端，无尽烯嘘的罢！

“吃”的无奈

那时的晋江全厂只有两个食堂：一个是单工区的大食堂，一个是厂区里的保健食堂。笔者七十年代初从知青招工进厂时，上千的青年工人和部分单身老职工住在单工区，除了因倒班必须在厂区保健食堂就餐外，大家每日三餐都在单工大食堂解决。可想而知，每日就餐之时是何等热闹和壮观。每当下班军号吹响，各宿舍里就响起震天的盆碗敲击和楼道咚咚的脚步声。大家干活没话说，但“吃饭也打冲锋”。

那个年代脂肪蛋白质相当缺乏，对于工作要出大力、有的还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攻打甄子山”当然也是主力。记得与我一道进厂的陈光树等几个同学，好多次都是半斤米饭打出食堂，还没走回宿舍就吃光了，于是转身再去打三两，路上同样很快吃光，然后才敲着饭缸子回宿舍去。

毕竟我们从知青进厂时许多不到20岁，当清理工劳动强度很大，正是吃长饭出大力的时候，饭量相当大。许多年轻女工她们虽然也很想吃饱吃好，但是，微薄的工资收入和爱美的天性，使得她们要靠“抠肚皮”节省几个“脂粉钱”来打扮自己。因此，好几个年轻单身女工每天就买两分钱的豆腐乳作下饭菜。结果个别女工为此落下病体。那个年代的生活艰辛窘困可想而知。

若遇见食堂卖肉食和面条（因面臊子带油腥）时候，大食堂里人山人海，像一群炸开了锅的蚂蚁，熟人之间相互岔队，你挤过去，我拥过来，完全没有了平时老老实实排队打饭的规矩。如此一来，少不了相互间的吵架与谩骂，记得还发生过几次为岔队纠纷打架的事儿。不过，随着大家相互熟悉后，这些不良现象逐渐消停下来。

都说年轻女性是“馋猫”，其实那个年代晋江厂的男女青年大多还在20岁上下，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工作也劳累，对吃的问题都有些“馋嘴”。

记得跟我一起进厂的清理工樊世维师兄，个大老实，爱跟大家跑腿服务。有一次，听说夏坝镇有个商店有冰糖芝麻饼卖，大家就凑钱让他去买点回来吃。等了半天，樊世维气端嘘嘘，满脸沮丧的跑回来说，一到商店发现钱不见了，惹得大家一顿臭埋怨。这时已经跑得发热的樊世维师兄脱下衣服，突然摸到上衣口袋里钱还在，大喜过望！原来，他为了尽快买到东西，奔跑时敞开衣襟，到了商店穿衣服时上衣口袋卷在了肩膀上，慌乱之中没摸着装钱的口袋，以为钱掉了。结果白跑一趟，还被大家奚落埋怨了一番。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71、72年时，单工区1-8栋楼里很多宿舍，以及当时单工区还有许多席棚、油毛毡棚里，都悄悄地烧起了电炉，还有用来热水的“水乌龟”（一种用砂钢片或钢锯条断片做的热水器）。有了电炉，一是可以热热剩饭剩菜、煮点面条之类的东西；二是可以自己做饭，或去自由市场买来一些肉菜加工以补充营养。

记得有次傍晚，我去单工六栋同事宿舍聊天，晚上李吉富大哥、余时何、苟正明同学让我跟他们一起用电炉下点干面条“宵夜”。那时的干面条比现在的好多了，十分经煮。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面条煮熟与否的“鉴别”方法是：挑起一根面条摔在墙上，能粘在墙上不掉，就是煮熟了，可以吃了。至今想来，那时的白水面条加点盐巴，吃起还是挺香的。

虽然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但是用钱还是可以在外面买到一些粮票购物券，或直接买到主副食品的。有了电炉，大家对吃的追求和花样也多了起来。仅我们这个全厂最苦最累的202车间的单身青工们，当从单工8栋搬到单工2栋后，许多班组如清砂班、喷砂班、气割班等的师兄弟们，劳动之余，经常就会大家凑钱，去割肉打酒，或买鸡鸭、买山羊来宰杀，用电炉加工，大家聚在一起，打打牙祭，改善生活、喝喝小酒、高兴一番。

那时的电炉，除个别人买到正式的电炉外，大多数是青工们自己用工厂里的耐火砖，抠挖出凹槽，安上电炉丝，接上插头就成了。由于电炉和“水乌龟”使用过多，而且电炉丝从300~5000千瓦的都有。那几年，单工区经常出现停电现象，一到晚上，电灯丝红红的不亮堂还算可以，九、十点钟以前电路跳闸或烧坏，大家“打黑摸”是常事。维修电工则忙得不亦乐乎。工厂虽多次检查、没收电炉，批评处理，但在1975年以前，这个现象还是没有完全杜绝下来。

1975年前后，许多年轻人已到25岁左右，已达那时晚婚的条件，开始考虑结婚安家了，工厂也着手为单工区改善吃喝拉撒睡这些生活细节问题，私烧电炉就慢慢杜绝下来。不过，人们在生活上的艰辛和经济的窘困还是改变不大。

1977年我结婚时，工厂没有分配住房，两人还是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单工宿舍里。当铸件补焊工的妻子怀孕后，一次她对我说：“太"嘈耗"了，肚里没油水，老冒酸水，想吃油荤的东西，去割点肉吃吧。”我说：“怎么加工啊？”她说：“我们寝室还有一个电炉，我上夜班，在宿舍弄好，明天过来一起吃。”我即答应明早去肉店割肉让她打打牙祭，补充点营养。虽然第二天我六点不到就赶去肉店排队，但夏季的天亮得早，肉店门前早有不少的人在等着割肉，当我快排拢柜台时，屠户宣布肉已卖完，我只好悻悻地空手而归，妻子的念想落了空。

至今想来，结婚后我们在一个厂里还两处分居，相互间不能照顾不说，妻子想自己煮点肉食一类的东西来吃，我这个丈夫都没法实现，实在有些愧疚！

由此想象，那些完全两地分居的年轻夫妇又是怎样的感受呢？!

小孩出生后，56天产假刚满，妻子就把小孩留在重庆我父母家中，回到工厂上班。第二年工厂给我们分了一间9平米的“母子宿舍”，我们即把小孩接回厂里。为了“劳苦功高”产后体弱的妻子，我不时也购买一些肉、蛋来改善生活。而幼女的营养，我们则购买那时挺不错的“炼乳”、“泸州肥儿粉”来喂养她。由于我们工资收人都不高，而本厂自由市场鸡蛋要1.5元到2元10个。为节约点开支，每逢附近乡场赶集，我就早早往来步行去购买需要的东西。我还去过距离工厂几十里路外的綦江县永兴镇赶场，一次就买了1.5元10个的鸡蛋200多个。这一趟去来都要过綦江河，几十里的乡村小道全都是步行。好在人年轻不怕累，30来斤的东西也不算重，倒也是为“吃”伤心为“家”愁了。

记得有一年的初夏时节，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同厂老乡李吉富大哥、黄坤辉、余时何、苟正明等同学来我家聚会玩耍。他们自行买了5斤猪肉、5斤大葱来到我那个9平米的家，我就赶快拿出5斤多灰面（面粉）,一些莴笋菜，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就这些东西，当天中午我们五个男性加我妻子六个人全部一扫而光。一瓶江津圆瓶老白干喝完，大家就兴，也不再买白酒，就着饺子汤，相互划拳猜子，一滴不剩，连汤喝了个干净。可见那个年代人们的身体对脂肪蛋白质是多么的需要啊。

艰苦年代，肚皮的需求往往大过舌尖上的感觉。经济上的贫寒，往往让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勒紧裤袋出卖一些节省下来的票证变成钱，聊补家用，个别职工则收购这些票证外出倒卖，以增加收入。虽说那时这种行为属于所谓的“投机倒把”行为，有的人还被工厂处分过，但毕竟“民以食为天”！个别人的这种“盗心”，却少有偷窃公私财物的现象出现，说明晋江人的心是明白的，骨头还是挺硬的。

即使九十年代后，也还有少数“农转非”职工家庭因厂里效益不好，子女没工作，经济困难，在自由市场捡拾农民交易后的剩菜脚叶做菜食的情况存在。

就这些鸡毛蒜皮的“吃”事，故事太多了，谁都可以说出一串串辛辣悲酸、揪心无奈的事情来。时过境迁，今天虽然“吃”的丰富了，但食品安全问题又出现了，还是“吃”的无奈。

“喝”的轶事

“喝”的问题其实很多，酒水糖茶、油盐酱醋，都跟“喝”有关。

晋江厂，地处山沟，家属区沿坡建在桃子沟上面，所以，大家记忆里熟悉的是“桃子沟”。“桃子沟”往往就是晋江厂的代名词。而厂内生产区那片叫“火烧沟”的地儿，大家都不愿意叫它。

建厂元老多数来自山西，“醋老西”多；重庆地区的人则豪放喜酒，“酒仙“不少；加上那个年月“火烧沟”这地方和本厂是热加工铸造厂，与“水”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就说说跟“喝”有关的“酷”“酒””水”的趣事吧。

1973年我调到车间任办事员，属于车间业务组管辖，业务组长是我一直很敬重的赵贵林师傅。大约是那年的中秋节前后吧，很喜欢我的赵贵林师傅邀我到他家作客吃中午饭。赵师傅家连师母，大儿子赵金龙（刚参加工件，略比我小一岁多点）,二儿子赵玉龙、三儿子赵双龙，好像还有个幼小的赵跟龙弟弟，一家六口人，生活是相当艰辛的。但他们却保持着北方人的传统习俗：一是用饺子招待客人，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讲究；二是吃饭时，女性、小孩都不得上桌。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当饺子煮好摆上桌，我看只有两双筷子，两个酒杯，赵师傅就让我坐下一起喝酒。我拘束不敢坐下，跟师傅说：等师母和金龙弟弟他们一起来吃吧。赵师傅立即说，你别管这些他们在那边吃，咱们坐下好好吃吧。其实当时赵师傅家只有我们吃饭这张桌子，待我们开吃后，才见赵师母和几个孩子围着一张很小的包装木板钉成的小方桌，上面一盘饺子、一大碗醋，或站或蹲，在那里吃饭。赵师傅不怎么喝酒，我当时也不太会喝酒，看着师母和孩子没上桌，我内心真不是滋味，也喝不下酒。但挺香挺香的肉、蛋、韭菜做馅的饺子让我还是吃了起来。赵师傅边吃边教我把饺子粘上小碗中的醋，说这样吃更香。其实，我是不喜欢吃醋的人。但第一次到赵师傅这个山西人家里做客，我还是硬着头皮，老老实实地吃了回饺子粘醋。饺子吃完后，赵师傅说“原汤化原食”，让师母端了两碗饺子汤出来，赵师傅喝了两口，再把一些醋倒在汤里，说这样更好喝、香！面对赵师傅的盛情和示范，也是礼貌的需要，我也如法炮制，碗里我吃剩下的余醋倒进汤里，由于舌尖上的感觉实在不习惯，喝了几口就喝不下去了。于是就给赵师傅说：师傅，不好喝，我喝不下去了。赵师傅知道我不会撒谎，就让我别喝就是了，浪费了一碗好汤。

1976年的天气既异常，夏季也炎热。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家属区凡是空旷一点的地方，都是人们临时的铺位和毡棚。工厂也曾组织单职工们到相对空旷安全的大食堂里暂住下来。临时床铺既睡不好，也不安宁，两天后，大家都纷纷搬回宿舍去住了，但住二三楼的有人还是心有余悸，有几间宿舍的青工们便在自己宿舍里把脸盆斜扣过来，撑上一根木棍，稍有震动，木棍就偏倒，脸盆落地即会发出“哐哐当当”的响声。岂料这个“土法地震报警器”灵敏度太高，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脸盆就突然扣下地“哐哐当当”的狂响起来，瞬间一栋楼就响遍慌乱的脚步声，马上又波及和影响到其他楼栋，单工好几栋楼的人都跑出了房间站到地坝里。一番折腾喧闹后，大家才明白是虚惊一场，自己折腾自己。我住在二栋底楼，那晚上恰巧没住在单工区。第二天听说，这场虚惊还有人因慌不择路，直接就从二楼跳下来，被楼下的丝瓜棚架挂伤和摔伤了。有说两人，有说三人，不一而足。幸好都没大伤也无大碍。吃一亏长一智。此后，再也没有人搞这种自己吓自己的“报警”方式了。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这个因唐山地震和闹地震的“趣闻”，表现出人们和工厂对生命的重视，也反映出那时候的人们对地震预测的群测群防的重视。

人的生命是珍贵的，珍贵的生命离不开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当我们经历过三线时期那段艰难日子，一路风雨走到今天，我们不是更应该从人的月吗？

生命价值上去回顾历史、再现生活、正视我们曾经为之奉献、牺牲的峥嵘岁月吗？人的一生流走的是时间，增加的只是年龄。年龄的增长，让我们在累积生活知识和对自然与社会进一步认知的同时，也留下了溶入我们生命里不可忘却的“三线精神”中，最为宝贵的精髓——人间真情！

（本文由吴学辉撰稿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