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敦煌？墙内山河：敦煌世界

墙内山河：敦煌世界（原创首发，抄袭必究）

金色的阳光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极目西望，敦煌这颗璀璨的明珠在新世纪熠熠生辉。

敦煌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是我国古代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是连接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十字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发现了大宗古代写本及少量珍贵印本文书。还有一部分古代绢画、帛画、纸画和铜佛、法器等遗物。此后又在莫高窟其他洞窟、佛塔、烽燧等遗址及塑像腹中，也发现些十六国以来到西夏和元代的文书，还在罗布泊及吐鲁番地区发现一些文书，这些都被统称为“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但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原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除国内保存一部分外，大部分已流人海外，目前收藏情况大体是:(1)北京图书馆藏9871号摄照片98000张，另有数千号残卷尚未公布。(2)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敦煌研究院、西北大学图书馆和台北历史博物馆也均有少量收藏。(3)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斯坦因文书”，有汉文写本文书7599号摄照片87493张，刻本文书20卷及小碎片摄照片800张,非汉文文书摄照片21281张。(4)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文书”，有汉文文书5579号摄照片24907张，吐蕃文和贝叶写本摄照片21770张，西域各种古文字文书摄照片4000余张。(5)俄国圣彼得保东方研究所所藏,已编目者有2953号摄照片约0000张,未编目者数量逾1000号。(6)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龙谷大学、中村不折滨田德海等公私所藏亦有不少。此外美国、德国亦略有收藏。[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一直领导着学术潮流。正如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7页]

敦煌

“敦煌学”一词当首先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先使用，其后由陈寅恪先生等人引入国内。[ 王冀青：《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2)，第110—132页]

敦煌画

国外敦煌遗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学者辈出、成果丰硕。英国的斯坦因、魏礼和翟林奈等学者对英国敦煌遗书进行了编目、整理和研究。法国研究敦煌遗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沙碗、伯希和、戴密微、马伯乐、谢和耐、拉露、巴考、邦旺尼斯特等。除了对文献的整理和编目，这些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历史、经济、宗教和文学等内容。因为体制和语言的限制，俄罗斯学术界对于敦煌遗书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较少。俄罗斯的敦煌学者有奥登堡、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等，他们对部分俄藏敦煌遗书进行了编目，其他研究还在进行中。日本的敦煌学兴起得早，成绩显著。日本敦煌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有橘瑞超、内藤虎次郎、藤田丰八、那波利贞、羽田亨、池田温、藤枝晃、石滨纯太郎等。由于日本学者具备一定的东方文化背景，他们对敦煌遗书的研究比西方学者更深入、更细致。日本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文献的编目、归义军历史的研究、晚唐宋初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佛教的发展等很多方面。

敦煌学研究在中国的起步比较晚的，由于大量的敦煌资料在国外，加之种种历史原因使得我国敦煌学研究一度落后于国际学术界，甚至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曾有人说是藤枝晃先生在1981年南开大学演讲时开始流传，但近年来又有人说此为讹传，未详孰是。]的说法，甚至认为中国敦煌不过是外国掳掠后的残羹剩饭，对此陈寅烙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的序中说：“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7页]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在陈寅恪、陈垣、王国维、傅斯年、罗振玉、郑振铎、李济、刘复、唐长孺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耕耘和指导下我国敦煌学发展获得了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投身到敦煌学研究中[ 如：王重民、向达、饶宗颐、潘重规、姜亮夫、姜伯勤、刘进宝、陆庆夫、王冀青、张涌泉、任半塘、黄永武、郑炳林、方广铝、朱凤玉、郑阿财、荣新江、孟宪实、郝春文、赵和平、柴剑虹、黄征、冯培红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敦煌学的发展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83年8月，在季羡林先生等人的组织和申请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宣告成立。1984年在常书鸿、段文杰等组织下创建敦煌研究院。 1984年，姜亮夫、蒋礼鸿先生受教育部之命，在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主办敦煌学讲习班。我国在高校敦煌学建设中，兰州大学最为突出，成立敦煌学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敦煌学研究青年骨干，并出版了“敦煌学研究文库”系列丛书。我国敦煌研究的学术期刊有《敦煌研究》、《敦煌学》、《敦煌学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在如今信息化、电子化时代，敦煌学研究更加便利。[ 张景峰《信息时代下敦煌学研究的一些认识》：见氏著《敦煌考古与艺术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420-434页]可以说如今的敦煌学，外国专家只有在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美术、宗教等研究领域可能稍有优势，绝大部分研究领域已是中国学者的天下。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关于一百多年来敦煌学的发展研究综述有很多，如樊锦诗先生在回顾了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史之后，从继续做好资料工作、专题研究、个体洞窟的综合研究、将敦煌石窟置于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研究以及研究方法、手段的更新等方面对今后提出了五点要求与希望。[ 樊锦诗:《敦煌石窟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展望》，《敦煌研究》，2000 (2)，第48页]郝春文先生在对敦煌文献研究总结之后，提出了五个方面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开展的工作。[ 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 (1)，136页]赵和平先生在对教煌学回顾之后，提出了要使敦煌学顺利发展，必须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广泛的国内协作和国际合作的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提供的各种手段，在敦煌文献及其他资料的刊布上，在遗书总目录的编纂上，在科学研究的合作上更进一步。[ 赵和平:《敦煌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2)，第16页]等等。

荣新江：《唐研究》前主编，敦煌学研究重要代表人物

1988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季羡林会长在会议开幕式上正式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无疑，在21世纪新时期以一种更加自信、谦逊的态度和国际敦煌学研究对话、交流是很有必要的。2005年，荣新江先生发表了《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在对中国敦煌学史回顾之后，认为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 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 (4)，165-175页）]。比如伯希和攫取敦煌宝藏的事情,始终是我们中国学者不能忘怀的事实，但在沟通中法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事实依然不能因为狭隘的爱国而抹杀、忽视。

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先生在2000年曾经说“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但在21世纪敦煌学前进方向在哪里？进入21世纪后，敦煌学界普遍思索“敦煌学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出路何在?敦煌学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该如何转型?在资料刊布基本完成的21世纪，敦煌学还会是学术新潮流吗?如果翻阅一下近年来的《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和不断出版的国内会议论文集或纪念文集,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题目越做越窄,而且往往只注重新材料的追求,而不去思考新的问题。[ 荣新江《敦煌学: 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辞海新知》 No. 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65— 71页；又《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5-368页]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回答，尽管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让敦煌学回归各学科”。尽管文献学意义上的敦煌吐鲁番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学术界已经在呼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从文献学向历史学转型。[ 刘后滨《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1)，第50页]从文献到历史无疑是敦煌学在21世纪新时期研究路径的基本趋向。当然，“从文献到历史”的研究路径并是说文献的调查、刊布、整理与考订变得不重要了，相反，敦煌文献的整理、校录及相关的定名、定性和定年工作是开掘“新材料”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第一步[ 赵贞《敦煌文献与唐代社会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1页]，是让敦煌从文献的敦煌学走向各个学科及学科交叉的首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