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艺成就，是飘泊流落在长江三峡获取的，其中奥秘何在？

古代的长江三峡，不仅风光壮丽奇绝，而且还是激发诗情的钟灵毓秀之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唐代那些顶尖的诗人，许多都有过经历长江三峡的岁月。比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而停留长江三峡时间最长，而且在此地收获诗作最多，诗歌成就最高者，当是诗圣杜甫。

唐大历三年（769）正月，杜甫离开流落三年的白帝城出三峡，船行到西陵峡口下牢溪停泊夜宿，峡州长吏在津亭设宴款待，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春夜峡州田伺御长吏津亭留宴》，回望他诗酒人生中难以忘怀的长江三峡。

在长江三峡的三年，是杜甫穷愁潦倒、飘泊在社会边缘的岁月，也是他诗作丰收、诗艺大进的时光。在现存的一千多首杜诗里，有将近400首诗是在这个期间写作的，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一。

这些诗作虽然在思想内容上不及“三吏三别”那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感，但在诗艺上却达到了唐诗的顶峰。其中大多数诗作都是经过了刻意锤炼打磨，不仅在意境表达上多有独创，而且在韵律、诗体句式上也有格外的讲究和创新。其中《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登高》、《阁夜》、《白帝》等等，都被历代诗家公认为经典。特别是他写的律诗，体现了诗歌最高工艺所具有的精湛和雅致的品质，纯正自然、谨严规范、细密厚重。这些表明杜甫不愧为唐代诗人里最具“工匠精神”者，甚至堪称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工匠”。

为什么飘泊流落长江三峡，反而成就了诗圣杜甫？其中奥秘，我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当时长江三峡山高水远，信息闭塞，远离政治生活中心，杜甫飘泊于此，实际上是处于社会边缘地带。这对一个富有家国情怀而又在精神文化上有所追求的士人来说，就只好致力于诗艺。杜甫和大多数古代诗人一样，是以“仕”为志愿和职守的，写诗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是他们言志遣怀的个人表达。其中有些人诗艺水平也很高，但毕竟没有“工匠”的专业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把心思主要用于诗作或其它写作，花更多地功夫精研诗艺和其他文艺技艺。杜甫年青时即到长安谋求仕途，却十年难以如愿，只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安史之乱后他投奔肃宗做了左拾遗，后来在四川严武帐下参谋政务，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及至流落三峡，他虽然依旧“每依北斗望京华”，但已完全脱离了政治中心，其仕途希望和报国之愿是完全绝望了。这样一来，他唯有靠写诗来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总之，政治生活的失意、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是杜甫，也是许多古代文化人成为文学工匠的重要成因。

二是长江三峡的自然美赋予了杜甫诗艺灵感。从审美对象的角度看，自然美和社会美所呈现的美感形态是有所不同的。社会美更多的是社会理想、思想情感和世态人情善恶的呈现，而自然美则更多的是情景的交融、心灵的升华，最重要的是多以形式美来呈现的。如果说杜甫前期的从政经历和社会见闻让他写出了“三吏三别”那样直抒胸臆的现实主义诗篇，那么，长江三峡奇特而优美的自然风光，则必然给杜甫以不同的审美体验，让他感受到更广阔深邃的意境神韵和形式美的启迪，促使他更加注重诗作意境的开拓和韵律语句的讲究。因此，他在三峡期间的诗作构思和遣词造句都格外讲究，常常为构思意境而拈须苦思冥想，践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誓言，许多诗篇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打磨的，简直达到了“工匠精神”的极致。他在此间写就的《登高》，被后代诗家尊为唐诗七律之首，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联，其意象高远和格律工稳，尤为万世倾倒。

三是杜甫在三峡期间扎根民间，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为他的诗作提供了新的思想艺术源泉，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态度。此前，杜甫跻身仕途，虽然也关心民间疾苦，考察世态人情，但毕竟有所隔膜。流落到了三峡，杜甫就不再是“体验生活”、“下生活”，而是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百姓的一分子，其感受自然格外深切。他在三峡卜居乡间、操持田园、交接邻里、品味炎凉、切肤疾苦、感染风情，这一切对他的人生态度和诗学精神都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其“工匠精神”的心灵支柱。

杜甫在三峡期间炼成的“工匠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咏史抒怀和俯仰山川人物等宏大主题诗作中，即便是即兴咏物和酬唱应答，也是字斟句酌相当考究。比如我在开头提到的他在峡口春夜赴宴后写下的那首诗，其意象就非常开阔，而且是很工整的五律，兹录以佐证：

“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杖藜登水榭，挥翰宿春天。白发烦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云雨峡，忽尽下牢边。”

杜甫的这首诗原题是《春夜峡州田侍御长史津亭留宴（得筵字）》，这样标题在诗中很少见。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写“明星惜此筵”这句的时候是费了一番思考才想到一个“筵”字的。因为如果用“宴”，虽然押韵，但是仄声，这就不合此句韵脚应为平声的格律。幸好有一个“筵”字既押韵又合平仄。因此杜甫在诗题中特别标出，这也是他在诗艺上具有杰出“工匠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