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兰台类转蓬——李商隐的仕途波折，是性格所决定的

李商隐不得志是真的，但其实和牛李党争的关系不大。

性格决定命运。是李商隐自己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官场仕途的黯淡。我们先看大环境，何为“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指唐晚唐时期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持续几十年，最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整个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

而我们的晚唐第一诗人，因才华的夺目，让人叹息他不得志的际遇。由于自身光环的亮眼，让后世的人习惯性地作主角带入，从时代背景来寻找他曲折仕途的原因，总认为是朝廷党争、用人不明才导致的明珠暗投，不见云开。

其实未必如此。

我们深读李商隐，就会发现一些蹊跷。大都认为他是在成婚的时候成为王茂元的女婿身份让他成为李党，因此和恩师令狐楚及年少好友令狐绹渐生嫌隙，并被令狐绹视为叛逆之人。实际上李商隐娶王茂元的女儿时，令狐楚已死，后来令狐綯在仕途上也曾多次提携李商隐，两人还有很多诗词唱和之作。恩师去世没办法计较，老师的儿子看起来也并不计较，最该计较的人都不计较，那么为什么还说是牛李党争导致他的仕途不顺呢？

牛李党争四十年，最初首领都姓李。“牛党”的首脑是李宗闵，皇室之后，官居宰相，直接推荐了牛僧孺入相。这是牛党的黄金时期。而“李党”的带头人是李德裕，经历宪、穆、敬、文四朝，唐武宗时期地位达到最高峰，裴度是其入相的推荐人。而牛僧孺入相正是裴度罢相之时。我们可以看到，牛党的失势是因为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而李党党魁李德裕的失势，则是由于唐宣宗继位，忌惮李德裕的权势而将其贬谪，李党随之垮台。

这说明什么？

这所谓的党争，最终一锤定音的还是皇帝。斗得再激烈，与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就好像南北朝时代，皇帝走马灯一样的换，做臣子的却没什么变动。

同样，这种高层的政治斗争，虽然裹挟了大部分官僚站队，但是同样有很多游走在两派官僚集团之外的散兵游勇。这些人可能因为某些原因站队，也可能根据情况改变立场。特别是在唐文宗时期，两党斗争激烈，官员队伍切换频繁，经常出现两党高层同朝为相，身份复杂、立场不清，到底谁是什么党，除了那些首脑和高层，那些官职不大的下属，如何站队并不一定。和李商隐有直接关系的是令狐楚和王茂元。

令狐楚在李商隐年轻的时候是他的贵人，不但赏识他，还帮助他取得了功名。当时光有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高级别的推荐。同时还让儿子令狐绹和他交好，以便日后互相扶持。

而令狐楚，在牛李党争中各派人物频繁掌权、被贬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说明令狐楚并非两党人物。而到了唐宣宗时期，令狐楚已经去世，宣宗看重令狐绹，其实也和党争没什么关系，纯粹是看重令狐楚，爱屋及乌。但是宣宗对李德裕的李党是全面打压的，而此时令狐绹受宠，自然被认为属于“牛党”。

王茂元是李商隐的第二个贵人，他祖上在安史之乱中起家，自己在元和年间也有军功，官至刺史、地方节度使，并不是靠着李德裕起家，也一直没在中央朝廷任职。所以也并不能说他就是李党。

李商隐结婚之后，也并没有被视作李党，和令狐绹的关系也还是融洽的，经常有唱和往来，令狐绹对他也是积极推荐。直到后来，李商隐入幕郑亚，才被普遍认为是李党幕僚，因为这个郑亚就是个地道的李党。令狐绹和李商隐也就渐渐产生隔阂，越行越远，但是也并没有交恶，两人还是经常书信往来，不过令狐绹就更多地是表示下慰问，大多是面子上的敷衍，倒是李商隐则还是寄希望引荐升职。

即便加入了李党的行列，职位还是太低，所以实际上牛党也没有对李商隐进行打压。如果说有影响的话，应该是武宗时期被李党打压的宦官集团的反噬，基本上在宦官集团的影响下，李党再无任何反扑之力，只要和李党有瓜葛的人，都不会得到提升和重用。

这可能也是令狐绹多次延誉李商隐，却始终无法上升的真正原因之一。

另一点，也就是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李商隐本人性格所导致的。

他的仕途起点相当高，二十七岁进入中书省做校书郎，而当年白居易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二岁。这个职位不高，但是很重要，被视为宰辅的起点。起点高，前途看好，党争对他的影响实际上有很微弱（至少在投奔郑亚幕府之前，基本为零），那为什么会被排挤出去呢？

晚唐政治颓败，党争鏖战，作为一个才华出众、心思细腻的文学青年，那种大厦将倾，个人却无能为力的状况，李商隐自然是体会得到的。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好，而有才华、思虑细密的李商隐，孤傲高洁，就好像那些有洁癖的人，难于随波逐流。

而体现到工作生活态度上，则是轻浮浅薄，消极怠工。像他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看起来美好浪漫，实际上作为一个官员，喝一整夜的花酒，第二天一清早去点卯，“嗟余听鼓应官去”。

这种工作态度，不能是哪个党在上、哪个皇帝在上、当时的朝政状况如何，都不会喜欢吧？别人可能会去读他的诗，体会他的心境，但是在仕途上，这种表现出来的消极工作状态肯定是自毁前程。

何况恩师令狐楚以前也得罪过宦官集团，到了牛李党争晚期，李商隐又加入了宦官集团所憎恨的李党，自然得不到重用了。

有说他是想周旋与牛李党之间，那可能把他看得过高了。一个文学青年，是没有那么精准的政治眼光的。何况唐朝的入仕，无非科考、举荐两途，或者兼而有之，至于投奔了谁，被谁重用，虽然有眼光的差别，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

谁给薪水，就投奔谁去了。大潮流中的小小飘萍，谈什么周旋？

李商隐不过就是个可怜的飘萍罢了。

又有几人能有高适那样精准的眼光呢？

诗人中因为政治眼光精准，最终以军功封侯者，唯高适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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